社会性支出是衡量福利国家水平的重要指标，与国家福利理念、财税体制、公私部门权责划分密切相关。随着20 世纪下半叶西方福利国家扩张，若干重要国际组织发展出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社会性支出指标体系。社会性支出的项目构成反映了组织对社会权利基本内容的理解，公共社会支出与私人社会支出水平的差异则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在福利责任分配模式上的不同选择。社会性支出指标具有社会嵌入性，这一点表现在指标的项目构成中。在中国社会性支出指标的本土化建构中，国内学界对社会性支出指标的项目构成有较强共识，但在统计口径上仍存在分歧，这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历史及制度环境有关。厘清社会性支出的项目构成和统计口径差异，有利于深化对福利理念和制度安排的认识，推动中国社会政策体系调整与转型，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性支出指标。

在少子化、老龄化的趋势下，我国约有45% 的老年人参与孙辈的隔代照料，这有利于提高子女的就业率，提升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并缓解劳动力短缺压力，进而从供给侧促进经济增长，形成老年人口影子红利。利用2023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等，可以对隔代照料的经济价值展开实证分析。隔代照料对子女就业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独自照料子女的年轻人相比，有老年人协助照料子女的年轻人就业率明显更高。当前，人口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沉重负担引发广泛担忧，从隔代照料视角揭示老年人口的影子红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需要注意的是，隔代照料应以老年人福利为先，充分尊重其身体条件和主观意愿，老年人隔代照料的配套服务及保障应纳入“一老一小”和相关家庭支持政策中。

乡政村治结构是富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结构。突破既有的冲突视角，立足黏合视角，揭示乡政村治结构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的制度化特征，探讨乡政与村治的整体性与统一性。从理想的制度设置来看，乡政村治结构下的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存在三大基本差异，即利益代表对象的差异、治理模式的差异，以及权力属性的差异。这三大差异分别形塑出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的半协商性、不完全转换性与相对独立性等制度特征，高度契合了乡村治理的特性。“乡政”与“村治”的差异性通过结构协作和功能互补的方式在具体的乡村治理实践中实现了深度黏合，体现出重要的当代价值，既有效弥合了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非正式性之间的张力，也维系了乡村的简约治理，实现了国家利益与村庄利益的均衡。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基层治理需求上升的背景下，本文以“疗愈－建构”双重逻辑为核心，探讨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博士教育的定位与创新路径。“疗愈”关注个体与系统关系的修复及健康生成，“建构”侧重制度嵌入、治理能力与公共价值的培育。基于理论与实践分析，提出以“实践– 学术– 行动”三维选拔、六大课程模块及“行动– 研究– 反馈”闭环机制为核心的培养框架，整合价值教育、行动研究与制度转化。该模式旨在培养能够在微观疗愈、中观关系修复与宏观制度创新之间实现连续性影响的复合型人才。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专业博士教育创新，不仅扩展了学科边界，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制度与人文支撑，并对国际社会工作专业博士教育具有参考意义。

科技园区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高地，北京海淀提出力争建设成为世界领先科技园区的标杆。人们多关注科技园区的生产功能，但其背后的社会机制建设长期被忽视。基于北京市海淀区“大家商量着办”的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经验，从人的对称性与经济社会嵌套性出发，建构了一个通约性治理的理论框架，探讨了世界领先科技园区的社会治理逻辑。“大家商量着办”的制度性建设对世界领先科技园区的经济科技治理与社会治理形成了一个能够进行通约的治理界面，既能够促进世界领先科技园区的有效社会治理和经济治理，也能够促进其相互之间的协同、融合与共生，实现经济科技-社会治理系统的有机耦合。

特困人员供养制度作为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中的基本生活救助项目，发挥着兜底保障的核心功能。针对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非预期性后果，可以构建“强刚性– 高保障– 弱约束”的框架，分析非预期性后果出现与兜底保障功能定位偏移的原因。现行制度具有强刚性门槛、高保障水平和弱执行约束并存的结构性特征，可能导致社会公平受影响、激励失衡、依赖策略产生等非预期性后果。强刚性、高保障特征下的成本– 收益对比和弱约束提供的行动空间，解释了非预期性后果的生成逻辑。相关部门需要构建合理的特困人员供养标准增长机制，统筹特困人员供养与最低生活保障衔接机制，约束供养形式选择的门槛和条件，完善现行制度，推进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呼唤社会救助政策的创新。相较于地方创新实践的丰富性，既有研究在提供社会救助政策创新内容与路径的系统性知识方面依然存在推进空间。对民政部2021—2023 年评选的44 个社会救助领域创新实践优秀案例展开扎根研究发现，地方通常以高位推动和双向激励的机制设计为社会救助政策创新营造适宜的制度环境；遵循“理念革新– 瞄准方法创新– 服务递送模式维新”的基本路径，围绕价值导向、介入时间、覆盖范围、识别理念和身份边界，重塑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理念；依靠数据立体化协同、技术赋能和层级审批权调整，助推救助对象的精准识别；依托救助服务供需侧精准匹配和多元主体服务网搭建，实现专业与非专业救助服务的高效递送。

以技术理性和分类体系为主导的传统知识治理方式难以有效捕捉社会工作实务中高度情境化的专业判断，容易忽视行动者内在推理过程，导致大量的情境智慧停留在默会层次。为回应如何将情境智慧转化为可分享、可检视、可传承的公共知识这一难题，本研究以“实践认识论”为视角，基于知识在行动中动态生成、需组织为可回溯的叙事并能被制度接纳，提出“生成性- 连贯性- 可承接性”推理链条，并构建情境智慧四维分析框架，揭示专业判断在关系定位、行动试错、文化意义建构与制度接纳四维互动中形成的过程。该框架旨在弥合理论与实务的鸿沟，促进发展“说得通”的专业能力，推动制度设计更具推理友善性，使社会工作知识从个体默会经验转化为可检验、积累与传承的公共资产，进而巩固社会工作专业的社会信任、学科尊严与实践影响力。

探索和拓展实践研究中的认识论对于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回顾从实证主义到波普尔的“证伪论”可以发现，科学本质是从业者的实践活动。对此，借助泰勒的“社会理论即实践”，并通过海德格尔“在世存在”理论揭示实践者“住处世界观”的应对逻辑：实践并非纯理性规划，实践都是“具身性”与“默会知识”的即兴响应。在此基础之上，引入艾克兰和尼科利尼的研究分类，指出社会工作实践研究过度依赖“分割式”解释，主张转向“嵌入式”范式，认知者与被认知者通过平等对话共创行动目的及规范。最后，倡导将科学视为呈现个别主体的“实践文法”，回归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时代责任”与“具身经验”，在“行动– 反省”循环中重塑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方向。

社会工作研究是一种具有清晰价值驱动的实践性研究，它整合了多种知识源流，以促进社会正义、人民幸福和社会系统的变革。首先，对社会工作研究的性质、定义和特性进行了总体性陈述，着重突出其描述性和规定性角色、多元方法论，以及投身于参与式和转型性研究的取向。其次，指出社会工作研究应考虑到全球结构性挑战，包括学术界的新自由主义、管理主义，以及知识经济等，这些都会弱化其专业特性和学术价值。最后，讨论了社会工作解决真实问题导向的实践性研究对于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意义。总之，维持社会工作研究的独特性需要坚持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还需要学界、实践者和服务对象紧密合作，聚焦于生产逻辑清晰扎实、关注社会现实，并能促进社会公正转型的有用知识。

虽然我国义务教育阶段辍学人数不断减少，但儿童失学现象仍时有发生，失学儿童需要多方主体的协同关爱与保护。因此，构建一个集多重问题解决、儿童发展、家庭与社会支持于一体的个案管理机制有其必要性。对多重困境失学儿童的个案管理实务研究可以从案例分析和效果评估两个维度出发，进一步梳理失学儿童个案管理的行动路径。社会工作者协助服务对象建立全面的资源网络，可以使其获得一定的问题解决能力。检验专业成效并梳理个案管理的专业实践路径，可以为失学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切实帮助他们获得“新生”。基于实践反思，可以从资源系统建设、发展性能力建设、干预流程与反馈机制三个层面，提出针对个案管理介入多重困境失学儿童的行动建议，积累案例经验成果，为个案管理的本土实践和理论化运用提供参考。

近年来，我国建立和推行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社会工作者作为报告责任主体之一，在儿童保护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决策生态理论为框架，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数据，可以分析社会工作者报告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社会工作者对儿童虐待行为的认知水平和自身的专业认同程度显著影响报告行为；具有社会工作学位的社会工作者拥有更高的专业认同，从而表现出更强的报告倾向。此外，组织环境通过专业认同间接影响报告行为，工作自主性和组织支持程度越高，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认同越强，报告倾向也越强。我国应提升社会工作者对儿童虐待行为的认知水平，加强专业教育与培训，优化组织环境，以增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认同，推动强制报告制度有效落实。

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师生先后在清河、定县、冉村、邹平、平郊村等地参加或主导实验区的各项工作。1935 年开始的汶上县政实验，是燕大首次主导的、具有官方性质的乡村建设运动，既是以教育促进乡村建设的实践，也是以教育促进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尝试。相较于燕大早前的社会实验及同时期的县政实验，汶上县政实验更偏重于教育改革，并以教育为切入点，在社会学调查中引入人文区位学理论，强调社区研究的整体性，既有对清河试验不足的反思，又是平郊村探索“社会学实验室”的先声，因而有效推进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进程。回顾这一实践与探索，也将为当前乡村振兴、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的展开提供有益参照。

社区治理模式需要与社区结构相适应。以往的“国家- 社会”关系范式和社区社会资本范式不足以把握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社区的独特性。通过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两个安置社区的田野调查发现，在政策和市场力量的塑造下，搬迁居民形成了包括内、中、外三个圈层，以及“躺平者”和“游离者”两个特殊群体的“职业- 社会”结构。社区治理者根据不同圈层的情况精准施策，形成了圈层化的“赋能- 融入”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集体化的“庇护- 依赖”模式和当代城乡社区个体化的“服务- 参与”模式，实现了内圈层的产业发展兜底和外圈层的社会服务兜底，以及圈层之间流动的发展性支持，保障了搬迁居民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的协调。

网格化管理作为一种发轫于城市的创新治理模式，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乡村治理。国家通过组织嵌入、需求感知与科层体系再造，试图以强行政吸纳的方式深入乡村社会。然而，农村网格化管理的强行政吸纳模式在实践中面临着悬浮化、形式化和低效化的三重困境。当农村网格化管理转向弱行政吸纳，仅保留基础信息收集、入户走访和政策宣传等职能时，反而产生了自治激活的意外后果。具体而言，农村网格化管理通过常态化联系机制发现并有效回应村庄社会的真实需求，以此为基础动员社会力量形成半正式的自治组织，最终达成激发村庄公共性的效果。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国家介入应更加注重激发社会内生动力，在“国家在场但不替代”的原则下激活社会，再造乡村治理的可持续内生动力。

单位制社区的治理转型是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社会建设和基层治理中的重要议题。单位社区有着独特的历史沉淀和不同的关系格局，在社区转型的过程中往往会由于“单位在场”而陷入治理困境。采用参与式研究的方法，研究团队深度介入了某小区业委会换届的具体事务，尝试为单位制社区的治理转型找到可能的制度空间与文化空间。研究揭示，在单位制社区的治理转型中不应回避“单位在场”，而要尊重和利用“单位在场”，这样才有助于实现治理模式的顺利过渡，打造出一种更加合理的治理转型路径。充分认识在地化社会联结的重要性，是实现有效基层治理的前提，对于当前中国的基层治理实践与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来说，这一观点具有启发意义。

虽然我国义务教育阶段辍学人数不断减少，但儿童失学现象仍时有发生，失学儿童需要多方主体的协同关爱与保护。因此，构建一个集多重问题解决、儿童发展、家庭与社会支持于一体的个案管理机制有其必要性。对多重困境失学儿童的个案管理实务研究可以从案例分析和效果评估两个维度出发，进一步梳理失学儿童个案管理的行动路径。社会工作者协助服务对象建立全面的资源网络，可以使其获得一定的问题解决能力。检验专业成效并梳理个案管理的专业实践路径，可以为失学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切实帮助他们获得“新生”。基于实践反思，可以从资源系统建设、发展性能力建设、干预流程与反馈机制三个层面，提出针对个案管理介入多重困境失学儿童的行动建议，积累案例经验成果，为个案管理的本土实践和理论化运用提供参考。

乡村未来社区是近年来在城乡融合进程中形成的新探索和新形态。对在地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创生传统”，是乡村未来社区建设实现新内生发展的实践进路。其运作机制包含三个递进层面：一是内生整合，通过再造在地文化传统，实现乡村社会内部整合，激活社区主体意识并培育内生动力；二是内外联动，以再造的传统为纽带链接政府政策、市场资本等外部资源，构建可持续的发展性支持网络；三是城乡互构，通过文化赋魅重塑乡村价值吸引力，打破城乡等级化的价值叙事，促进城乡多元要素双向对流与互动互构。这一基于创生传统的新内生发展路径，不仅为当前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文化驱动的重要范式，也为超越城市中心主义、构建城乡对等的融合式发展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启示与理论参照。

近年来，社会组织党建受到广泛关注，但社会组织党建与其社会服务效果之间的关系并未被重点探讨。基于2019 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的数据分析表明，开展了基层党建的社会工作机构在整体上展现出更好的社会服务效果。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基层党建可以在价值引领、服务技术拓展、专业人才吸引和培养等方面发挥优势，使党建与专业有效结合起来，形成“党建引领专业”的作用机制，从而提升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效果。“党建引领专业”是党和国家塑造专业人员的“以红领专”方式在社会组织中的具体实践和集中体现。未来应进一步重视和加强社会组织党建，推动党建与社会组织的业务发展有效融合，促进社会组织长远发展。

如何在动员群众参与的同时防止社会失序，是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难题，不断在实践中破解这一难题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长期治理的实践中，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强制型、关系型、激励型、认同型为代表的多样化社会动员术类型。这些社会动员术在整合资源、组织行动、凝聚共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数字技术使社会动员的发生场域从实体空间扩展到虚拟空间，社会动员术在执行主体、动员范围、反馈时长与动员对象四个维度发生改变，出现了一批新兴的社会动员术。这些新兴的动员术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也重塑了治理关系。同时，制度、行动与情境之间的互动，以及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的交互，推动着社会动员术不断演变。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在保持社会活力的同时增强治理韧性，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国家治理课题。

数智社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社会活力困境，在本质上是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中的一种系统性失灵，主要源自强制通行点的技术性功能、制度性功能和主体性功能的缺位和偏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通过追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网络中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互动过程可以发现，摆脱社会活力困境的关键在于有效统一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行动秩序和行动框架。具体而言，在组织载体上，以党组织优势为牵引，释放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参与活力；在调适工具上，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网络中强制通行点的功能边界，以激发其创造活力；在运行条件上，统合个人认知、群体需求和集体制度，提升其内生活力。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是党的文件在涉及改革思路时常并用的一对提法，但既有研究很少将两者放在一个框架内进行讨论。这一对概念构成了一种“两力观”，既是理解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一把钥匙，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两力观”的理论难点是如何界定和理解“社会活力”，从而进一步阐述其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相对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大量出现的“社会生产力”而言，“社会活力”这一概念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渊源，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知识智慧。“社会活力”作为一种“力”，不仅要建立一种与“社会生产力”更加适配的“社会关系”，而且要进一步重视“社会”作为主体的能动力量，让更多的社会创新得以涌现。

当前，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存在政策利好但落地难的问题，以南城一家连锁养老机构的发展过程为例，基于模糊-冲突模型，可以对相关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考核烦琐、政府划拨用地困难、租金压力、邻避效应等问题提出一个理论解释。影响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政策执行的关键因素包括信息资源流通、政府注意力分配、部门权力监督和社区利益联盟。权力有效监督和利益联盟重组是降低政策执行者之间冲突程度的有效手段，可以推动政治性执行向行政性执行、象征性执行向试验性执行转换。相关政府部门可以从提升宏观与微观政策协同性、促进部门信息互通、优化政府注意力配置、增强社会治理效能四方面推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政策落实、落细。

随着我国县域社会工作的发展，以提升地方社会工作者能力为目标的督导实践经验需要进行总结与研究。立足山东省周县社会工作督导项目，通过行动研究方法，可以探索以“助人自助”“能力建设”为理念、以互为主体为核心的督导实践路径。围绕“主体觉醒—主体实践—主体改变”的能力提升过程，能够总结出三项促进非专业背景社会工作者自我增能的策略：一是构建平等的督导关系，推动专业知识与实践智慧的融合；二是强化反思与反身性，提升社会工作者更贴合县域实际的实践能力；三是以互助为方法，培育良好的集体增能机制。推动县域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需要完善基层社会工作督导体系，持续加强本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做工作”是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矛盾化解工作中一种常见的非正式治理模式，其本质应是做人的思想工作。但既有研究多从“策略主义”路径出发，聚焦于策略型“做工作”的工具治理效用，缺乏对“做工作”价值治理效能的关注。德镇“赴家做工作”案例清晰地呈现出“做工作”的价值治理面向。在该案例中，“家”是一个维系关系、生产信任、消弭情绪、传递温情的价值场域，依托“家”的道德、伦理、情感、信任等价值治理资源，基层干部更易走近当事人的生活，进而将法律与政策的抽象表达转化为当事人可知可感的话语，推动法律观念和政策理念向其思想深处传递。与策略型“做工作”不同的是，“赴家做工作”不是做利益分配工作的策略型治理，而是做思想工作的价值治理，价值治理是“赴家做工作”发挥治理效能的关键机制。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有效激活乡土资源以重构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农村社区治理网络，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议题。广东龙村社区营造实践可以为探讨基层地方如何在识别并激活“乡情”的前提下重新联结各方行动者，进而构建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网络提供参考。农村社区治理网络重构存在“中介者引入—文化转译—秩序调适”的三阶逻辑：第一，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介入构成治理网络重构的组织基础；第二，以“乡情”为治理资源的“文化转译”实践为治理网络重构提供核心策略工具；第三，再造“乡情”有效撬动了农村社区内生性秩序力与外生性建构力的互动调适，并在此过程中生成了“多元共治”的行动情境。这一案例不仅为理解农村社区治理转型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探索情感治理路径、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实践启示。

近年来，乡村场景化成为此前在工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时期未充分发展起来的苏南“薄弱村”的重要转型选择。苏南深厚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构成了场景化出现的重要条件。一方面，村庄所处区域的经济基础构成了其能够走场景化之路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以乡土性为核心的社会基础为资源的持续引入带来了可能。“薄弱村”的发展既是城乡融合的受益者，同时也在不断开拓和创造新的城乡关系，加速城乡融合。从这一实践中可以看到，城乡融合既不是城市对乡村的消解，也不是城市向乡村融合的过程，而是村庄作为行动者自我奋斗的过程。对于乡村场景化应理性、积极看待，有基础的场景化为城乡要素的持续流动提供了重要的现实空间，使乡村不断产生新的可能。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仍面临“能人难育、问题难解、资源难聚”的实践困局。以明峰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聚焦带头人选拔培养机制，探讨其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将政治势能转化为治理效能。可以发现，带头人的作用不仅源于个人能力，更依托于党组织构建的“选育管用”全周期管理体系，形成了个体能动性与组织保障的双重作用机制。在村社层面，带头人通过“以身化人”的示范效应和情感动员实现群众参与；在制度层面，党组织通过动态选拔、能力培养、监督激励和资源支持确保带头人行为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因此，理解“带头人”的本质与作用机制，不仅关乎基层治理效能，更是透视中国特色治理逻辑的重要窗口。

传统讲授型社会工作伦理教学难以呈现实务情景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易掉入“灌输”的陷阱。因此，学界应探索增强学生实践体验、以培养实践型人才为目标的教学模式。从杜威的经验主义视角出发，教师借助应用戏剧理念和技术，在课堂环境中创造虚实空间，可以拓展以实践为导向的社会工作伦理教学的可能性。在“剧场化”的伦理课堂中，学生真实经历价值冲突，进而获得丰富的反省式经验，在体验实务情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同时，剧场对话还能帮助他们进行自我价值澄清，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专业价值和伦理。此外，“剧场化”教学有助于教师发掘新的教育主题，促进伦理议题本土化。从经验上看，安全、宽松的“剧场化”教学氛围改善了师生关系，使之趋于平等与合作，学生在课堂上也更有活力与批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