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讲授型社会工作伦理教学难以呈现实务情景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易掉入“灌输”的陷阱。因此，学界应探索增强学生实践体验、以培养实践型人才为目标的教学模式。从杜威的经验主义视角出发，教师借助应用戏剧理念和技术，在课堂环境中创造虚实空间，可以拓展以实践为导向的社会工作伦理教学的可能性。在“剧场化”的伦理课堂中，学生真实经历价值冲突，进而获得丰富的反省式经验，在体验实务情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同时，剧场对话还能帮助他们进行自我价值澄清，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专业价值和伦理。此外，“剧场化”教学有助于教师发掘新的教育主题，促进伦理议题本土化。从经验上看，安全、宽松的“剧场化”教学氛围改善了师生关系，使之趋于平等与合作，学生在课堂上也更有活力与批判性。

国家社会工作背景下，建构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成为一项迫切的专业任务。在利奥塔的知识社会学视角下，社会工作知识可被定义为一种“叙事知识”，而我国传统的社会工作叙事知识建构分别围绕国家主导下的社会合法性和专业主导下的学科合理性展开。然而，两者的单一性建构逻辑在当下遭遇了行政单一吸纳与专业主义单一主导的困境。为此，需要通过社会工作的过程性实践、与政府有边界的合作、群众需求驱动的政府购买来重构社会工作的政治性，以及通过承认实务者的学术分工地位、归纳演绎的知识建构逻辑、多重的话语策略来重构社会工作的专业性。重构政治性与专业性成为建构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选择。

以“村超”赋能乡村振兴为个案，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共同体生成及其重塑地方公共性的内在机制，其中，建立联结和强化认同是两个核心环节。一方面，基层政府以特定的情感治理技术将社会资本引入乡村治理，有效联结起政府与乡村的治理合作；同时，以发动大众搭建媒介矩阵来打造“村超”文化IP 的方式创造出指向共同体所有成员的情绪价值来重塑社区参与的公共性。另一方面，基层治理中的行政嵌入和场域内生文化，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组织认同和文化认同。经过博弈而达成的组织认同，与民族文化符号和品格的激活以及在其中得以重塑的文化认同，在治理实践中彼此作用并依托制度支持推动治理主体建立起“我们感”，促生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旨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基层政府在地方治理中的角色也由此转向“同频型经纪”。

在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与数智技术蓬勃发展相交织的背景下，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数智技术介入的特征，老年家庭受到数智技术发展的深刻影响。数智技术对老年家庭系统的结构、关系和功能等产生了重构效应。数智技术展现出对家庭结构离散与维系的双向作用，使家庭内部的代际权力关系发生变化，还会延展家庭养老功能，弥补情感功能，重塑家庭功能弹性。然而，数智技术发展也会引发诸多潜在风险，如数字鸿沟制约智慧家庭建设，数字赡养引发效率与情感悖论，技术应用与隐私保护存在失衡，算法偏见引发伦理问题等。应加强数智化制度设计、构建家庭技术标准、优化隐私与算法管理、促进孝道重构，为老年家庭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随着社会经济与人口发展的深度转型，中国家庭变迁呈现多维矛盾性：规模小型化与结构分化并存，横轴失衡与纵向直系纽带强化同步，生命周期重心转向养育但生育功能弱化，养老兜底功能持续却更倚重情感联结，家庭生产和生活机会的个体化趋势与经济共同体模式共存。这些变迁本质源于家庭与国家、市场、个体三重互动关系的重构：国家通过制度干预、政策杠杆、经济调控和文化治理持续塑造家庭形态，市场与家庭关系由泾渭分明重新走向边界模糊，个体与家庭基于生存论的共生体结构被打破。中国家庭建设是动态长期任务，核心是文化调适以重构个体与家庭基于生存论的共生体结构，国家需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制度手段引导规范建立，推进家庭内外部建设，协调家庭与个体、市场、国家关系。

当前中国4.94 亿个家庭的结构、功能和伦理关系正在经历全方位转变，可能对家庭长期健康发展形成挑战，家庭建设势所必然。将家庭建设置于人口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建设视阈中发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可为家庭建设提供资源支持与制度保障，而家庭建设在提升家庭成员素质、提振生育意愿、优化人口结构等方面亦可发挥关键作用，二者相辅相成、彼此支撑。家庭建设应围绕生计、德行、环境和能力四大维度，激活个体与家庭的原生动力，发挥社区连接家庭与社会的桥梁作用，突出政府与国家的支撑功能，综合施策，从而适应新时代家庭发展的新诉求，以高质量的家庭建设推动社会建设，以家庭建设这个小切口撬动、融入、优化社会建设的大格局，促进经济社会和稳发展。

低保制度作为兜底性民生保障体系，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有重要意义，但其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救助不足”和“泛福利化”并存的两难困境。其中，覆盖面窄、救助保障力度较低和赋能缺位是低保救助不足的典型表现。而泛福利化倾向主要表现为救助资源的叠加和福利捆绑。从制度嵌入的理论视角来看，制度化救助体系的内生简约特性与复杂贫困问题之间的张力是诱发低保制度异化的内在动因。以收入贫困为核心的低保认定标准、“保生存”的制度路径依赖与政策执行偏差三个特征互相形塑，诱发了制度偏差。打破低保制度的两难困境需要通过“软环境”加“柔制度”建设进行制度重塑，实现合理提标和扩围；同时，聚焦“分层分类化”救助，为低保制度松绑；政策执行应注重精准性和自主性相结合，促进低保制度提质增效。

在公益领域资源方多元发展的背景下，相关研究既要关注国家支持情境下公益实践的问题及走向，也应探寻公益实践面临的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与张力。基于对一个基金会委托项目在J 机构三个年度的实践状况的跟踪调查，研究发现，资源方与执行方出现了双重组织利益本位的张力响应倾向，从而造成了公益项目的形式化后果。关系结构、组织结构和外部环境等方面的因素，为形式化问题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面对项目实践系统的“公益失灵”现象，外部影响主体成为关键的突破口。基于博弈思维下的分析，外部积极介入能够促进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张力弥合与选择趋同，推动公益项目形式化问题的解决。

数字不平等如何在微观互动中生成，又与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格局呈现何种联系，目前缺乏清晰的理论框架予以回答。“叙事资本”概念可以对此作出解释，作为数字资本的一种亚型，它将虚拟社区中完整的文本叙述作为研究单位，结合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有利于考察虚拟社区中不平等的微观生成机制。通过研究豆瓣社区“逆社会时钟小组”的案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数字不平等的本质在于数字资本的分布不均，行动者的数字型文化资本直接影响其聚集、交换各类社区资源的能力；第二，数字不平等映射现实不平等的格局，充沛的现实资本是行动者获取数字型文化资本、取得社区优势的核心因素；第三，数字不平等再生产现实不平等格局，数字型文化资本在自身增殖的过程中，能够促进现实资本的增长，同时强化数字与现实场域的不平等格局。

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后，中国社会工作事业迈入新发展阶段，如何在基层治理大局中更好发挥社会工作效能成为一项重点议题。本文以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的整体演进和个案分析为切口，基于“统合治理”视角探讨党与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中的互构机制。一方面，作为自上而下的“统”，党组织通过资源的调动和适配，在社工站建设的覆盖、规范、提升三阶段分别以制度统领、规范统领和动员统领三层机制推动社会工作“行政—专业—社会”内在逻辑的耦合；另一方面，作为自下而上的“合”，社工站在承接党组织资源的基础上，以其自身能动性相继发展出理性接入、发展整合、有限合作三种应对机制，推动治理任务的赋能性转向和治理角色的综融性发展，进而对基层治理方法与格局进行有效补充。从经验看，社会工作发展坚持了化零为整、分步统合和有机联结思路，具有顺序性与交叉性特点，强化党的领导、回归社会场域、找到发展定位、推进专业化与本土化融合是社会工作后续发展的关键。

“党建引领、多元协同共治”是中国城市社区主要的治理模式，但在社区日常事务的具体实践中，其有效性如何实现仍有待深入讨论，学界亟须对多个治理主体之间合作机制的形成与动作进行分析。以上海市星辰小区为典型案例，从组织社会学的网络视角出发，通过混合研究的思路，采用整体网分析、内容分析和质性访谈等研究方法，可以对多主体的合作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基层治理的有效性依赖于“分责性网构”，即由居委会、业委会、活跃党员、楼组长、志愿队伍、文娱团体以及偶尔参与治理的普通居民所构成的社区决策网络。该网络呈现职责分工明确和动态变化的特征，并依靠强关系所构成的人际关系进行互动和整合。案例表明，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多主体的职责分工和上下互动，其中，熟人关系转化为具有公共性的信任关系是提升治理有效性的关键。

在全球范围内，紧张局势与不稳定事件频发，人类社会正面临不断出现的分裂与对立态势。对此，社会工作专业应当如何应对成为亟待探索的议题。笔者运用实践研究方法，与香港一家社会工作机构开展了为期八年的合作，逐步构建出“复和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该框架旨在通过修复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裂痕，恢复社会关系，进而推动构建一个以公正平等、凝聚力强、和平和谐为核心的包容性社区。在此基础上，结合2010—2022 年间该机构的具体案例，分析其在复和社会工作框架指导下开展的服务及社会转化。复和社会工作不仅为风险与冲突时代的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新视角，也为促进社会和解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

社区文化是基层治理的社会性基础。对社区文化的深入理解需要回到由吴文藻开创、费孝通等践行的社区研究传统，认为社区研究的本质是对社区文化的研究。社区文化被吴文藻划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面、社会层面、精神层面。经由费孝通的研究实践，将其简化为更适合中国社会分析的两个层面：生态层面、心态层面。在基层社区治理尤其是纠纷调解中，发挥基础作用的往往是心态维度的社区文化。若从社会学角度推进社区文化研究，一方面需要回到吴文藻、费孝通所在的社区研究传统，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对心态维度文化的理解，至为关键的是需要直面人性在理解社会性中的基础作用。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其实践演进是一个行政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相互交融的过程。但现实中，社会力量往往处于弱势的、难以发动的一方。如何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努力找回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性，增强社会活力，成为基层治理推进的关键。具体表现为：在“街居联结”中寻找“社会性”，在“类型社区”中发现“社会性”，在基层民主协商中实践“社会性”，在网格化治理中融入“社会性”，以社会组织创生“社会性”，从社区文化底蕴中发掘“社会性”，在智慧治理中发现“新社会性”。基层社会治理推进的重要目标是社会的秩序与和谐，而发掘、激活社会性实为社会治理目标达成之必由途径。强调基层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社会性的重要，并不是排斥其他元素的存在，而是强调基层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必须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方能实现治理的提档升级。

尽管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已被纳入儿童福利保障体系，但其依然面临亲情缺失。从角色经验、角色领会和角色实践三个维度，分析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陪伴志愿者的“社会父母”角色扮演，发现“社会父母”角色扮演是一个复杂情感劳动过程；“社会父母”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建立起类似亲子依恋的关系，弥补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亲情缺失，利于其社会性发展；由于陪伴服务的短期性、项目式和私域化，“社会父母”不能实现持续的情感替代，会造成二次伤害以及过度依赖。因此，按照一定标准理性地而非情绪化地选择性协调预期角色、规范角色和情境角色，有助于“社会父母”角色持续；“父母”社会化和情感社会化的认知—行动—反馈—修正循环验证过程，对于提高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陪伴服务的质量和持久度至关重要。

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如何构建参与式治理共同体是其中重要的理论与现实议题。L 社区的案例表明，构建参与式治理共同体是一个过程：首先从构建“被需要的社区”出发，让社区重回居民生活的“主场”，催生出从被动到主动的“个体参与”样态；其次以构建“熟人社区”为目的，通过搭建“居民—居民”“居民—居委”的社会关系网络，呈现出“交往参与”的样态；最后以达成共识为目标，将社区参与行为转变为有效的治理行为，塑造出“协商参与”的样态。“个体参与”样态背后是以技术赋能的逻辑来扩大参与对象、以成果共享激发参与活力；“交往参与”是以情感累积逻辑拓展参与网络，并依托关系共建网络将个体参与动能转化为群体参与潜能；“协商参与”是以制度引领逻辑规制参与行动，以有序、有效且可持续的目标推动事务共治。

政府购买服务本质上是将外生性社会力量嵌入原有治理结构的行动，不同行动策略的社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结构的过程各不相同，可以选取社会组织嵌入策略作为关键自变量，将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持续性分化结果作为因变量，进而提炼出“目标匹配”“功能调试”“主体重组”等三个构成社会组织嵌入过程的核心概念，从而考量不同嵌入策略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持续性影响。在基层政府主导购买服务的制度情境中，“项目嵌入”的社会组织更易形成嵌入关系，但容易在不同政府部门间陷入“嵌入—脱嵌”的循环；“属地嵌入”的社会组织嵌入门槛较高，但这类组织能通过与基层政府形成政策共同体，实现“政府—社会组织”关系的持续升级。

社会工作正发生数字化叙事转向。作为一种促进专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数字化叙事摆脱了对在地情境的依赖，丰富了社会服务的互动形式。但是，数字化叙事在提升叙事实践成效方面的具体机制尚未得到充分探讨。本文以作为叙事实践方法的回响小组的实践演变为例，剖析其从传统到数字的演变过程中，数字技术提升叙事实践有效性的机制。具体而言，数字接触机制、个性化适应机制、回溯与强化机制都有助于案主讲述个人故事，促进其改变的发生。数字化叙事扩大了案主真实自我的感知范围，强化了案主的个性化互动体验，且稳固了案主建构的新故事，以此提升了专业叙事实践的成效。

慈善与社会工作融合发展不仅是理论追求，也是实践所需，推动两者融合发展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慈善与社会工作的融合既指两种活动之间的紧密结合、相互支撑，也指两个主体的协同联动和两项事业的共生互融，它们受到内部与外部驱动机制的共同作用。基于主体地位与联结强度两个维度，可以将二者关系类型划分为主导–紧密型、主导–松散型、平等–紧密型和平等–松散型四种。在应对慈善与社会工作融合发展的现实挑战的同时，应特别注重实务运作、行业组织和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并以社区慈善为创新载体，助推慈善与社会工作的深度融合达到互惠共生的目标形态。

社会工作的发展模式已成为学界论争的一大焦点。作为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社会性”的回归与重塑应当成为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发展的关键性议题，然而，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在教育和实践维度上都存在社会性阙如的现象，需要根植于我国实际社会情境探寻本土社会性的真正意涵。基于此，本文提出“本土社会性”作为新时代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取向，并尝试在“政治– 文化– 专业”的分析框架上阐释社会工作“本土社会性”的三重理论意涵及其实现路径，即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脉络中重构社会工作的时代内涵及其社会使命，在文化自觉语境中强化社会工作的道德属性与主体性，在本土特色专业实践中回应社会工作的社会正义与服务建构目标。三重意涵及路径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建构，共同形塑了社会工作“本土社会性”的主体性内核。其中，文化自觉成为打通中国政治逻辑与社会工作专业逻辑之间良性互动的关键纽带。

从实践演进的角度看，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呈现出“点线面体”的阶段性和建构性总体特征：从“单点突破”“条线探索”“面上扩散”到“整体推进”，这是专业不断适应并作用于政治语境的过程。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意味着社会工作的发展进入体制化和体系化的新阶段。党全面领导社会工作的政治目标，是建构群众工作新路径、社会服务新体系、基层治理新格局和社会文明新形态，这要求社会工作做好三个“统分结合”，在体制化和体系化的基础上推进渐进累积式社会建设的道路。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治理任务加重以及基层治理诉求提升，社会工作内涵不断丰富，尤其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由党统领社会工作。这样，新时代党的社会工作实践逻辑以及与专业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亟待回答的课题。通过梳理新时代社会工作的实践逻辑发现，党的社会工作主要从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视角审视社会工作，而专业社会工作主要从福利服务视角考察社会工作。在新时代促进现实生活中人的成长是党的社会工作的核心任务。党的社会工作需要借鉴专业社会工作有关人与环境关系的实践逻辑，将注重环境适应的“人在情境中”的基本假设转变成关注现实环境中个人自主性的“情境中的人”，在促进人与环境协同改变的同时激发人的成长改变潜力，实现人的现代化，以便承担起“社会医生”的历史责任，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学派。

学习内在动机作为推动学生学习的内部动因，能够显著影响学生的求知欲、意志力和学习表现。本文使用“西北青少年社会资本与福祉纵向研究”的基线数据，通过线性回归和路径分析模型考察父母的情感支持、生活、管教参与和西北青少年目标专注度与学习内在动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父母的情感支持、父亲生活参与以及母亲对青少年的管教能够通过影响青少年的目标专注度，进而促进青少年的学习内在动机。该研究探析了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改变父母的教养参与提升青少年的学习内在动机。

通过拓展Grossman 健康生产函数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健康效应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分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且这一提升效应具有包容性特征，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女性老年人的作用更为突出。和精神慰藉与咨询援助服务相比，基础生活服务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可以作为老龄化背景下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有效策略，应全面提升以生活支持服务为基础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水平。

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是衡量社会结构开放性的重要指标，而较低的阶层地位认同会加剧经济社会运行的风险。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2013—2021 年，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波动趋势，具有强失业风险感知的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始终低于具有弱失业风险感知的青年；失业风险感知会诱发青年的相对剥夺感，进而降低其阶层地位认同；以社会保障为代表的正式社会支持可以显著缓解失业风险感知对青年阶层地位认同的抑制效应；失业风险感知对风险抵御能力弱的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具有更强的抑制效应。本研究对于决策部门提升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农村空心化程度日益加深，我国农村留守老人主动健康问题日益凸显，这一困境不仅源于生理老化，还受到社会文化、社区环境和家庭关系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基于对5个省份共25名农村留守老人的个案干预，探讨动机式会谈作为社会工作实践策略在促进农村留守老人健康素养提升中的作用机制和干预步骤。动机式会谈具有促进农村留守老人健康行为改变的潜力，通过动机激发、行动促发、行动维持以及能力提升等四个核心步骤，帮助农村留守老人从理解认知复杂性到强化积极情感，再到提升自我效能和主动健康素养。动机式会谈的最终目标是激发老人内在的改变欲望，推动他们积极参与健康管理，进而提升生活质量。社会工作者通过强调主动健康的重要性，可以在老年人群体中培养自我管理能力和内在健康动机，以促进其健康行为的改善和整体福祉的提升。

近年来，乡村旅游不断发展壮大，一大批各具特色的旅游村落得以涌现。立足于村落旅游发展的具体实践可以发现，乡村旅游空间的生产离不开村社集体的组织功能。元村在村社主导下，将“集体行动—集体意识—集体体验”嵌入旅游空间生产实践中，形塑了以集体行动为导向的物质景观空间、以集体意识为核心的文化认同空间和以集体体验为特征的社会关系空间，综合性、系统性地构建了当地乡村旅游空间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村集体组织以旅游空间为载体，通过资源整合、利益共享、关系协调、制度包容等机制，理顺了农民家庭、外来商户、地方政府、游客以及旅游公司等各类空间生产主体的社会关系，形成了良性的旅游空间秩序。村社主导的空间生产模式统合了乡村旅游的产业属性和社会事业属性，有效地规避了空间异化的问题，为旅游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实现乡村作为空间的多元价值。然而，城乡转型进程中的乡村空间重组造成了乡村资源失配、关系失调和文化失序及其衍生的空间正义等问题，制约着乡村治理进程。本文基于社会空间理论，建构了社会工作参与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分析框架，以社会工作参与S 村“功德林”营造项目为例发现，社会工作以空间为治理对象和依托，通过资源重组、关系重构和文化重塑的实践过程推动乡村物质、社会和文化空间再生产，实现营造物质空间载体、培育社会空间表征和涵养文化空间势能等目标。以空间正义为价值理念，以空间分析为工具手段，以空间赋权为技术方法的治理逻辑可以激活空间主体活力，整合空间生产要素，促进空间合作生产，推动乡村公共空间重构，实现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理的空间嵌入。与其他主体相比，社会工作在公共空间再生产中彰显出独特的文化实践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情感生产能力等优势。

福利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福利论的核心议题，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提供了福利向市场开放的政策工具。因此，和市场相匹配的福利输送机制成为了操作转化的关键。一直处于社会互助体系边缘的市场互助机制可以为民生福利问题提供一种市场化的解决方案，它在对接福利需求和市场供给的实践中，初步形成了社会投资或社会金融、资产建设、商业保险、社会企业模式、ESG 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等五种市场互助运作机制。这些机制通过对社会价值要素的“再市场化”提升了社会保障的市场功能，使福利内涵从实物福利转向能力福利，为低收入群体、就业难群体、脆弱家庭、脆弱环境等提供了包容性社会保护。

“十四五”时期，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我国认知症患者数量持续增加。认知症严重威胁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积极应对认知症患者的家庭照护问题迫在眉睫。家庭照护作为我国认知症患者的主要照护模式，其照护者在长期照护中面临多重压力，但学术研究在该问题的解释力度和概念辨析方面仍有待深化。通过对压力应对理论脉络的系统梳理和相关概念的辨析，可以提出认知症家庭照护者压力应对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包括构建本土化理论框架、提高对压力后果的测量精准度以及动态捕捉压力应对策略的变化等。同时，完善对认知症患者及其家庭照护者的社会支持和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各界应当积极在公共政策、社会服务和公众教育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