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推进中国社会建设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意义重大而深远。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建设理论取得了新的大发展，但推进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和发展的任务还很重。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围绕文化、实践、理论、政策四个维度，从社会服务、社会治理、社会关系、社会环境、社会动员、社会运行六个方面，着力完善社会建设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着力提升社会建设理论思想性、逻辑性、科学性水平，不断开辟中国社会建设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和发展的新境界。

含公租房在内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具有民生属性和公益属性，是中低收入群体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和制度保障。从共同富裕的视角出发梳理公租房政策发展过程，发现随着我国公租房建设规模扩大，公租房社区存在地域分布不均衡、特殊困难群体占比高、社区归属感低，管理效率不高，安全隐患风险高等问题。对此，应该把工作重点从公租房建设转移到公租房社区治理上来，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从资源结构上进行优化，从基础服务上进行配套，从文化观念上进行引导，进一步提升我国公租房社区治理质量和水平。

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失能人群的护理服务需求与日俱增，为此，我国在多地开展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试点。基于S 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现状的调研发现，试点过程中，政府经办方、商业承办方、护理服务方、参保人等政策主体间的信息壁垒极大地影响了政策的实施效果，呈现出道德风险、低质服务、供求脱节、认知偏差等四类风险。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对问题成因进行分析发现，保障信息均衡的专项法律法规匮乏，主体责任尚未落实；校正信息失衡的监督机制存在短板，主体违约成本低下；提高信息流速的技术手段欠缺，主体信息利用程度较低；弥补主体信息短板的渠道有限，主体间信息流通序向固化等四方面因素共同导致了信息壁垒的出现，阻碍政策目标的达成。据此，从健全法律法规，加强监督制约，完善信息系统，优化政策宣传等角度提出改进策略，以消解主体间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梗阻和矛盾，促进长期护理保险政策体系的健全与完善。

农村基层治理存在政策执行困难，这催生出基层多元化应对策略。基于“冲突—调适”的分析框架，农村复杂政策执行中的多重冲突表现为国家行政话语与乡土伦理话语的冲突、多任务政策设计与地方政策资源不足的冲突、综合性政策内容与部门分权的冲突，以及属地问责制与地方有责缺权的冲突。为应对以上冲突，基层政策执行主体靶向性实施行政嵌入社会导向下行政技术与施政伦理结合、资源争取与再分配导向下资源吸纳与选择性执行结合、构建行政共同体导向下组织结构再造与党政引领结合，以及避责思维导向下责任分解与灵活应对结合的调适策略。未来各类调适策略的基层运用应不断走向稳定化、常态化与制度化，为新时期基层治理提供更多解题思路。

农村女性突破公私两分的性别区隔，参与乡村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对于实现社会性别平等和乡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都市郊区乡村中不仅村干部女性化趋势明显，而且普通女性公共参与领域拓展并且有实质提升。基于生活视角研究发现，乡村治理的生活化转向为女性进入村级组织提供了适配可能，乡村公共生活空间的拓展为女性公共参与提供了丰富的场域，在公共参与中，女性实现了自我身份建构和生活意义的再生产。日常生活视角为理解农村女性的公共参与提供了新的启发，需要进一步关注农村女性公共参与实现背后的实质性逻辑，分析女性公共参与的实质效能。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人群体数量的增加和年龄的增长将带来更大的社会服务需求。理解这一群体社会关系的动态变化，不仅有助于明晰其社会支持网络的演变特点，也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人口政策，防范家庭陷入困境的风险。本文采用扎根理论作为收集和分析资料的主要方法，选取某市某养老机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专区为主要的田野点，深度访谈了21名70岁以上的独生子女去世的老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人的社会关系主要形成了四种模式，分别为收缩型、扩展型、替代型和平衡型。这四种模式都是他们在子女去世后重建社会关系的方式，一些模式可能存在不稳定的风险，有必要在政策上对该群体提供更精准的回应和关怀。政府部门和社会服务机构从社会关系角度切入，将能更有效地为这一群体提供服务。

当前青年父母已成为应对“一老一小”人口问题的中坚力量，但现实中他们的婚育意愿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经济成本的压力。已有研究和政策实践表明，各国政府设置的旨在帮助家庭资产建设的公共政策能长期支持青年父母应对育儿成本压力，并且有助于家庭子女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运用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分析得出，青年父母为子女教育进行的专门储蓄能够对子女的学业表现产生积极影响，而且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在产生这种影响的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因此，从资产建设政策理念出发思考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转型逻辑，在“双减”政策实施背景下推动家庭福利政策创新，需要重点关注青年父母这一关键群体，政府要积极推动家庭为本的资产建设政策和项目，如儿童发展账户制度，切实为青年父母提供制度性的育儿支持，进而增强青年人群的婚育意愿、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农村文化志愿服务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但目前的发展存在志愿服务持续性不足的困难。基于斯特宾斯的“积极休闲”视角，本研究从农村文化志愿者的主体性感受切入，发现该群体将其作为文艺爱好者的创造性追求与志愿者角色结合起来，呈现出典型的“积极休闲”特征，甚至将志愿服务作为重要的事业性体验，展现出典型的职业精神。中国农村社会“伦理本位”的组织和社区环境促使志愿者内在性地生发出对所属组织和社区的双重承诺，并产生了具有吸引力的体验账户盈余，这进一步触发了农村文化志愿者的服务动机，从而形成一个“动机—达成”的逻辑回环，推动志愿服务的持续进行。

我国已经形成了公益慈善的基本架构，如何推动社会建设高质量发展成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法国学者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根茎”的概念和特点来呈现更具韧性的生命力形态，具体表现为“连接与异质性原则”“多元体原则”“非示意性断裂原则”“制图学与转印法原则”这四个特点。根茎视角启发我们深入思考公益慈善发展中的多边合作、矛盾转化、多元价值推进、组织使命结束和再定义、角色关系和边界的转化等议题。这一视角的引入让我们更开放地思考如何兼容潜在资源、推进有活力的公益慈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