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其实践演进是一个行政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相互交融的过程。但现实中，社会力量往往处于弱势的、难以发动的一方。如何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努力找回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性，增强社会活力，成为基层治理推进的关键。具体表现为：在“街居联结”中寻找“社会性”，在“类型社区”中发现“社会性”，在基层民主协商中实践“社会性”，在网格化治理中融入“社会性”，以社会组织创生“社会性”，从社区文化底蕴中发掘“社会性”，在智慧治理中发现“新社会性”。基层社会治理推进的重要目标是社会的秩序与和谐，而发掘、激活社会性实为社会治理目标达成之必由途径。强调基层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社会性的重要，并不是排斥其他元素的存在，而是强调基层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必须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方能实现治理的提档升级。

社区文化是基层治理的社会性基础。对社区文化的深入理解需要回到由吴文藻开创、费孝通等践行的社区研究传统，认为社区研究的本质是对社区文化的研究。社区文化被吴文藻划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面、社会层面、精神层面。经由费孝通的研究实践，将其简化为更适合中国社会分析的两个层面：生态层面、心态层面。在基层社区治理尤其是纠纷调解中，发挥基础作用的往往是心态维度的社区文化。若从社会学角度推进社区文化研究，一方面需要回到吴文藻、费孝通所在的社区研究传统，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对心态维度文化的理解，至为关键的是需要直面人性在理解社会性中的基础作用。

在全球范围内，紧张局势与不稳定事件频发，人类社会正面临不断出现的分裂与对立态势。对此，社会工作专业应当如何应对成为亟待探索的议题。笔者运用实践研究方法，与香港一家社会工作机构开展了为期八年的合作，逐步构建出“复和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该框架旨在通过修复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裂痕，恢复社会关系，进而推动构建一个以公正平等、凝聚力强、和平和谐为核心的包容性社区。在此基础上，结合2010—2022 年间该机构的具体案例，分析其在复和社会工作框架指导下开展的服务及社会转化。复和社会工作不仅为风险与冲突时代的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新视角，也为促进社会和解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

“党建引领、多元协同共治”是中国城市社区主要的治理模式，但在社区日常事务的具体实践中，其有效性如何实现仍有待深入讨论，学界亟须对多个治理主体之间合作机制的形成与动作进行分析。以上海市星辰小区为典型案例，从组织社会学的网络视角出发，通过混合研究的思路，采用整体网分析、内容分析和质性访谈等研究方法，可以对多主体的合作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基层治理的有效性依赖于“分责性网构”，即由居委会、业委会、活跃党员、楼组长、志愿队伍、文娱团体以及偶尔参与治理的普通居民所构成的社区决策网络。该网络呈现职责分工明确和动态变化的特征，并依靠强关系所构成的人际关系进行互动和整合。案例表明，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多主体的职责分工和上下互动，其中，熟人关系转化为具有公共性的信任关系是提升治理有效性的关键。

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后，中国社会工作事业迈入新发展阶段，如何在基层治理大局中更好发挥社会工作效能成为一项重点议题。本文以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的整体演进和个案分析为切口，基于“统合治理”视角探讨党与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中的互构机制。一方面，作为自上而下的“统”，党组织通过资源的调动和适配，在社工站建设的覆盖、规范、提升三阶段分别以制度统领、规范统领和动员统领三层机制推动社会工作“行政—专业—社会”内在逻辑的耦合；另一方面，作为自下而上的“合”，社工站在承接党组织资源的基础上，以其自身能动性相继发展出理性接入、发展整合、有限合作三种应对机制，推动治理任务的赋能性转向和治理角色的综融性发展，进而对基层治理方法与格局进行有效补充。从经验看，社会工作发展坚持了化零为整、分步统合和有机联结思路，具有顺序性与交叉性特点，强化党的领导、回归社会场域、找到发展定位、推进专业化与本土化融合是社会工作后续发展的关键。

数字不平等如何在微观互动中生成，又与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格局呈现何种联系，目前缺乏清晰的理论框架予以回答。“叙事资本”概念可以对此作出解释，作为数字资本的一种亚型，它将虚拟社区中完整的文本叙述作为研究单位，结合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有利于考察虚拟社区中不平等的微观生成机制。通过研究豆瓣社区“逆社会时钟小组”的案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数字不平等的本质在于数字资本的分布不均，行动者的数字型文化资本直接影响其聚集、交换各类社区资源的能力；第二，数字不平等映射现实不平等的格局，充沛的现实资本是行动者获取数字型文化资本、取得社区优势的核心因素；第三，数字不平等再生产现实不平等格局，数字型文化资本在自身增殖的过程中，能够促进现实资本的增长，同时强化数字与现实场域的不平等格局。

在公益领域资源方多元发展的背景下，相关研究既要关注国家支持情境下公益实践的问题及走向，也应探寻公益实践面临的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与张力。基于对一个基金会委托项目在J 机构三个年度的实践状况的跟踪调查，研究发现，资源方与执行方出现了双重组织利益本位的张力响应倾向，从而造成了公益项目的形式化后果。关系结构、组织结构和外部环境等方面的因素，为形式化问题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面对项目实践系统的“公益失灵”现象，外部影响主体成为关键的突破口。基于博弈思维下的分析，外部积极介入能够促进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张力弥合与选择趋同，推动公益项目形式化问题的解决。

低保制度作为兜底性民生保障体系，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有重要意义，但其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救助不足”和“泛福利化”并存的两难困境。其中，覆盖面窄、救助保障力度较低和赋能缺位是低保救助不足的典型表现。而泛福利化倾向主要表现为救助资源的叠加和福利捆绑。从制度嵌入的理论视角来看，制度化救助体系的内生简约特性与复杂贫困问题之间的张力是诱发低保制度异化的内在动因。以收入贫困为核心的低保认定标准、“保生存”的制度路径依赖与政策执行偏差三个特征互相形塑，诱发了制度偏差。打破低保制度的两难困境需要通过“软环境”加“柔制度”建设进行制度重塑，实现合理提标和扩围；同时，聚焦“分层分类化”救助，为低保制度松绑；政策执行应注重精准性和自主性相结合，促进低保制度提质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