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 世纪后半期开始，黑格尔的“承认”概念被国际学界重构，霍耐特和利科的承认理论是最有代表性且旨趣相异的重构成果。本文从思想来源、重构逻辑和承认模式三个维度对其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霍耐特将黑格尔的承认概念进一步经验化，把羞耻、愤怒等消极情感视为驱动力，强调了承认的斗争面向；利科则将承认过程分为认同的承认、自我承认以及互相承认三个步骤，认为在羞辱与斗争意志之间还有责任的位置，强调了承认的感谢轮回过程。在社会政策领域，重构的承认概念开始对社会政策的基础性原则发起质询，这提示我们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也需要对我国社会政策的分析着力点及其中轴原则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考量。

发展“时间银行”对于缓解老龄社会压力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其发展陷入了理念与实践之困。通过回顾“时间银行”创始人埃德加· 卡恩的论述可以发现，“时间银行”蕴含着礼物精神，挖掘这种礼物精神有助于回应当下的困境。在理念层面，时间等价是否公平、有偿性与志愿性是否冲突等问题可以借助礼物精神得到澄清：时间等价的公平性源自单位时间内劳动市场价值与基本人类价值的融合；有偿性原则不仅是对基本人类价值的承认和对“受辱的施舍”的规避，也可经由回礼义务促成更广泛的助人利他行为。在实践层面，可以通过情感植根与伦理嵌入等方式将礼物精神带回实践的中心，重构“时间银行”的实践路向。鉴于“时间银行”与礼物精神之间的亲和性，可以在未来研究中引入“礼物”这一理论范式。

农村精神障碍者在社区康复中普遍面临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与社会排斥的双重问题。本研究基于在昆明市Y 县两个自然村实施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项目，通过行动研究探索农村精神障碍者社区康复和社会融入的可行路径。研究发现，农村精神障碍者社会融入的基本服务单元是家庭，促进其社会融入的基本策略是家庭增能，包括家庭能力提升与社区情境改善两方面，一方面提升家庭在疾病管理、情绪管理、职业技能、社交技能以及身份认知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为家庭提供可及的医疗服务、社区参与和就业机会，减少社会污名；农村精神障碍者的社会融入是一个多维的阶梯式情境实践过程，家庭增能可激发家庭社区参与的主体性，扩大其社区参与空间，促进康复者行为管理、生计和社会关系的多维社会融入。

随着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四代存世的家庭也不断增多，“四代”家庭中的第二代中老年人面临着照料年迈父母和未成年孙子女的双重压力。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 年和2018年的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考察“四代”家庭老幼照料叠加对家庭第二代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同时需要照料失能父母和多个未成年孙子女时，第二代中老年人会优先选择照料孙子女；老幼叠加照料会增加中老年人的照料时长，但是对照料者的心理健康没有显著影响；家庭高照料需求对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面临老幼叠加照料需求的第二代中老人精神抑郁程度最高。考察“养老”与“抚幼”对“四代同堂”家庭第二代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可以在全景视角下对中国家庭“一老一小”照料造成的心理健康影响形成更系统的认识，为家庭养老托幼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内在张力，我国“城中村”虽然被赋予了城市社区的特征，但其内部治理条件仍落后于一般类型的城市社区。其中，“城中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本文以上海市M 村为研究个案，从社区治理的视角出发，构建城中村“物业进村”模式分析框架，从自然禀赋、治理方式、目标价值方面分析M 村引入现代物业服务模式的实现路径，并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城中村特殊的自然禀赋影响了其治理方式的选取，并以此来助推目标价值的实现。进一步推进“城中村”物业服务工作，要把握社区自然禀赋、加强价值引领、创新服务模式、联动多元主体，这为破解“城中村”物业服务供给不足的民生难题提供了可行路径。

本文以城镇户籍身份居民、农村户籍身份居民和城镇就业农村户籍的混合型户籍身份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多群组比较分析方法，探究三类户籍身份居民再分配态度形成机制的多元差异及其原因。研究发现，三类群体的再分配态度存在显著差异；三类户籍身份居民再分配态度的形成机制呈现多元差异，且主要受到社会阶层因素的影响，表现在受教育程度对再分配态度的直接影响机制上，受教育程度与家庭年收入通过影响中介变量分配公平感对再分配态度的间接影响机制在三类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形成态度和机制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于户籍身份的调节作用影响，且这种差异不仅基于两种城乡户籍类型，也基于户籍身份混合型。对此，应建立精确群体的需要瞄准机制，建设基于公民身份的组合式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为共同富裕夯实制度基础。

社会工作高校专业人才培养不能满足行业发展的需求，需要构建行业和高校合作育人机制，引导社会工作机构参与人才培养。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相关数据，对影响社工机构参与人才培养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社工机构创立时理事长高校教职经历情况、机构员工接受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人数、机构年龄、经济状况等变量对机构参与高校人才培养环节产生影响。社会工作机构在与高校的互动中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但是依然没有改变教育先行奠定的基本格局。高校在动员社会工作从业者参与专业教育方面仍然具有一定优势，在构建高校和行业共同参与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共同体方面，高校仍然要发挥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