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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组织的环境与行动
  • 社会组织的环境与行动
    王伟进;顾天安;李健
    2022, 9(05):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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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定位及由此决定的管理体制是影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现有研究缺乏历史演变维度以及对经济等因素的分析,基于对国务院政策文件库提及社会组织的各领域政策文件的文本分析,本文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随着国家发展的阶段性中心任务不断调整,先后经历了服务于搞活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加强社会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四个阶段,逐渐从经济主体、社会建设主体向国家全方位建设主体转变。相应地,社会组织管理先后经历了宽松放养体制、双重管理体制确立、双重管理体制小突破、后双重管理体制四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发展利用社会组织的逻辑日益超越管制防控逻辑,国家对改革发展与风险管控两大任务的平衡影响着社会组织管理政策的具体调整。
  • 社会组织的环境与行动
    陈晓蓉;张汝立
    2022, 9(05): 16-2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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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政府购买服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新情境。社会组织在提供政府购买的社会服务时,必然面对政府和公众两个主体。借助“组织场域”和“制度逻辑”的分析视角,可以将中国社会组织的组织环境划分为政府场域和社会场域,政府场域以绩效逻辑为主导,社会场域以服务逻辑为主导。通过对三个社会组织的运作过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在双重制度逻辑的压力下,社会组织形成一定的行动策略加以应对,如执行变通、行政嵌入以及服务嵌入等。但这种行动更多地指向组织本身的生存与发展,而非社会服务效率与质量的真正优化,带有消极和被动的性质,是科层制逻辑和专业化逻辑相互建构的结果,尚未达到政府购买服务政策的理想期待。
  • 社会组织的环境与行动
    张京唐;陈毅
    2022, 9(05): 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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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性作为社会组织的关键特征,现有研究中对其多存在片段式、片面性认知,本文基于机构、资源、行动、制度四个维度来重新审视社会组织自主性的生产图景,以期实现提供公共服务、推动社会参与的组织目标。通过对个案的历时性考察发现:政党赋权与社会赋能有助于组织机构合法性的获取与内部治理结构体系的完善,通过借势增能取得组织初步自主性;“双轨并行”的运作机制在巩固了组织身份权威的同时,结合社会组织关系网络的再造,提升了资源跨界汲取和整合能力,实现了组织内外的联动互促,有效提升了自主性;柔性化的党建引领与市场化的项目运作共同作用于社会组织自主性的行动维度,推动行动内容与行动地域的扩展,实现了自主性的生成。而自主性的维系又得益于制度性建设贯穿上述整个过程,通过组织内部行为制度化与外部合作结构化完善组织机构、强化资源整合和优化行动效率,进而保障了自主性空间,摆脱了社会组织“非稳定自主”的窠臼,迈向稳定性自主。社会组织自主性生产图景的再审视,既反映出其与国家、社会、市场的多方互动与策略行为,也有助于通过更加成熟的社会组织来承接和优化转型中国的基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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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文
    郭浩;陈雯璞;张和清
    2022, 9(05): 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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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老年协会是一种提升社区老年志愿服务自组织化程度,以应对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机制,对其生成过程的探究将有助于相关政策的实施与落地。基于A社区“双百计划”项目的实践探索可以发现,居委会易在压力型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禀赋匮乏的情况下采取选择性应对方式,面对这一制约,社区能人长者借助往昔工作所构建的集体记忆展开行动,社会工作者基于专业价值伦理和技术进行协调与推动,有利于促成基层政府和居委会重新投入资源,从而实现老年协会由“空牌”向“实体”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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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芳
    2022, 9(05): 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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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详细考察了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的历史过程,提炼萃取了其中的四个深层动力机制:长期护理需求的现代性与传统的制度供给模式的深刻矛盾是制度建立的起点;长期护理需求所引发的民众生存焦虑和福利国家合法性的需要是制度建立的政治社会动因;德国统一的关键节点深刻地改变了决策情境,民主选举推高了在时间上不断累积的决策风险和决策压力;德国福利国家的保守主义特征决定了社会保险的模式选择。基于对德国建制经验的系统考察,本文认为推动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探索,一是要寻求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的平衡;二是改变长期护理保险筹资依赖医疗保险筹资的现状,构建稳定和可持续的筹资机制;三是制度设计既要维护家庭照护结构,又要避免走向“全面机构化”;四是要把握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机会窗口”,回应农村长期护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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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国威;徐毅成
    2022, 9(05): 6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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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暴力是在世界范围内严重困扰儿童身心健康的顽疾,但有关我国农村儿童暴力经历及其对心理健康影响的讨论非常有限。本文依托在我国8个省份开展的实证研究,在性别视角下对2 409名农村男童与2 534名农村女童的童年暴力议题进行针对性讨论,得出了三个结论:一是农村儿童遭受到了较为普遍的躯体和情感暴力,男童比女童遭受到更多的暴力行为;二是童年暴力风险会给农村儿童的心理健康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遭受童年暴力后女童比男童更容易出现抑郁情绪;三是良好的家庭关系能够有效抑制农村儿童的抑郁情绪,环境支持因素的作用则可能被高估,且男童与女童在心理伤害的修复过程中存在性别异质性。未来保护受暴力伤害儿童的社会政策应当在尊重性别差异的基础上逐步降低童年暴力的发生率,阻断童年暴力转化为儿童抑郁的途径,并注重提升现有心理康复机制的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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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婷;黄铄翱;刘宇
    2022, 9(05): 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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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世界上认知症老年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面临认知症照护的巨大挑战。由于认知症照护的专业性、复杂性和高度依赖性,机构照护需求迅速提高,认知症老年人的机构护理员面临更多的压力,由“风险因素”和“保护性因素”所形塑的抗逆力特征影响着护理员的压力来源与应对策略。护理员与被照护老年人特征及其互动关系构成了内部压力,护理员与老年人家属之间的信任关系和机构管理成为两个重要的外部压力来源。个人特质、精神信念、行为策略和护理员的家庭支持,共同形成了压力的适应与应对策略。在机构照护的建构过程中,亟须反思“照护责任的女性化”,重构照护信任关系在抗逆力策略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为护理员建立起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缓解护理员压力并积极应对,是稳定护理员队伍、提高认知症老年人照护质量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