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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李路路;陆玲玲
    2023, 10(01):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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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社会不平等是妨碍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本问题之一。只有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和形成机制,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迈向共同富裕的进程。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状况、形态、形成机制和效应等会因一个社会的制度背景和发展阶段的变化有不同的形式和表现,针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应该置于制度和阶段变迁的背景下,关注社会的重大变革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不平等的新特征。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格局在新发展阶段因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实现共同富裕会面临众多新的挑战,因此,需要加强对中国社会不平等状况和形成机制的深入、优化研究。
  •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谢立黎;王煜霏;王飞
    2023, 10(01):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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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满足老年人高质量生活需求,老龄事业逐渐纳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老龄政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有诸多发展变化,并逐渐上升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之一。老龄政策的对象覆盖范围兼顾全面化和精准化,与政策相关的多元主体责任划分更加明确,政策目标更加注重老年人对追求高质量生活的需求,政策制定更加注重体系化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国老龄政策应贯彻好新发展理念,培育老龄社会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宣传教育,努力推进老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创新老龄社会的文化建设,加快构建全龄友好型环境,充分利用科技赋能老龄社会,进一步加快老龄政策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深度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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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文
    吴莹
    2023, 10(01): 29-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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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福利政策呈现出忽略家庭的“去家庭化”制度性语境与依赖家庭的“再家庭化”功能性需求,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在这种背景下,困境儿童福利政策呈现缺少“对家庭照料”的服务取向。研究发现:首先,内生性和外生性困境使困境儿童家庭存在福利需求多元性的特点,“对家庭照料”的福利观念十分必要;其次,发展性服务取向是实现“对家庭照料”的基础,由此区分出四种困境儿童福利政策类型,并指出四种类型在现实中的可能性;最后,提出多元主体参与、制度设定和专业服务体系的建立是保障困境儿童“再家庭化”取向的具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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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慧娜
    2023, 10(01): 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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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社会组织呈现出行政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分化发展趋势。对此,相关研究者运用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公益伦理三种分析视角,来理解社会组织的发展动态,推进社会组织研究。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认为社会组织高度依赖于国家逻辑,通过把国家置于更具体的治理意愿和制度环境之中,理解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与国家逻辑视角一样,市场逻辑这一新兴的分析视角同样遵循外部环境决定社会组织发展的分析思路,讨论了市场逻辑对社会组织的影响,相关研究意识到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彼此配合和补充,构成对社会组织的双重约束机制。上述分析视角主要从外部环境要素理解社会组织,而公益伦理分析视角则聚焦社会组织内部的伦理认知及其对维持组织内部活力和对外自主的重要意义。总的来看,上述分析视角互相补充、逐步深入,分别关注了影响社会组织运作的内外部要素,有助于解释社会组织多元分化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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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泽霖;陈旻
    2023, 10(01): 5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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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效运行的主要难题之一。中央和地方政府正在力倡筹资多元化,以缓解居民的照护负担和财政压力,促成长护险制度从试点到推广的平稳过渡。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长护险制度在迈向多元化筹资的过程中,在主体、结构和规则三个维度呈现出转型社会所特有的过渡性形态,这些形态集中体现了基层治理的制度延续和创新、统一制度与有效治理之间的调和关系。要让基层治理和政策创新更加持续、有效,需要在合法、合理、合情的逻辑下充分运用地方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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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鹏
    2023, 10(01): 7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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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慈善发展折射了乡村社会变迁的轨迹。福建省晋江市村庄的宗族底色孕育了富有伦理性的慈善形态,市场化进程中的村庄分化提供了乡村慈善适应性发展的契机,在基层组织统合之下形成精英动员、动力调控和社会吸纳的机制。乡村慈善逐渐从主体的伦理实践升华为面向村庄的公益实践,融合了传统与现代,贯通了国家与社会,具有鲜明的包容性。因此,乡村慈善是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方式,具有显著的社会治理效应。作为治理媒介,乡村慈善不仅激发了乡村社会活力,而且维系了村庄心态秩序均衡,将村庄分化中的竞争导入乡村公共秩序再生产的轨道,再造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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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顺平, 张晶晶
    2023, 10(01): 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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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实施了“电影下乡”政策,以集体娱乐的形式和寓教于乐的实践机理作用于对乡村的柔性治理进程。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以政治宣传和教育的方式承载着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多重治理目标。口述历史资料分别回溯了基层政治精英视角下的国家治理向度与农民视角下的实际治理效能。实践证明:一方面,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农民的居安思危意识、革命斗争观念与集体理念的结构性强化,并革新了乡土底色;另一方面,在多重因素的叠加作用下,国家既定的治理目标未能完全达成,电影放映的治理效能有限。此外,电影放映背景下的“国家—农民”关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支配—抗争”型,而是非完全的正和博弈关系,反映在电影放映过程中国家与农民“各取所需”的互动关系。对这一时期的柔性治理机制进行探析,能够服务于当代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