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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 第6卷, 第04期
    刊出日期:2019-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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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
  • 论文
    刘秀秀;
    2019, 6(0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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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技术与技术史上的其他技术形式一样,在发展与应用的过程中,与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着复杂且丰富的互动。互联网公益是"互联网+"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公益+互联网"的1.0阶段、"互联网+公益"的2.0阶段、互联网与公益真正融为一体的3.0阶段,其中遍布着技术应用及其行动者的消亡、转型、新生、重生等事件,这是互联网技术应用到公益领域的"死与生"的故事,也是技术与社会相互调试的过程,市场、政策和舆论等诸多因素是其互构的中介与桥梁。技术不仅作为工具提升了效率,也作为平台连接起弥散化的发展方式,沟通起不同的价值与理念,更重要的,它作为文本写入人类心灵。由此,综合考虑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复杂情况,积极应对愈加多元的个体化行动与场景化行动;同时,规避技术与社会之间可能的异步困境,争取二者之间互相促进、协调共生的同步之境,将是技术治理的重要内容。
  • 论文
    赵文聘;
    2019, 6(04):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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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大病互助采用互联网共享理念,在疾病保障方面是一个有益的尝试。由于运营主体商业价值取向明显而与公众公益期待产生了信任错位、身份定位不清晰而产生交叉监管困难、信息不对称而存在被利用现象,网络大病互助存在信任风险、监管风险及技术异化风险。这些风险根源于网络大病互助目前的定位不清晰、发展方向不明确。网络大病互助的功能非常契合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方向,可以将网络大病互助归为社会目的优先型普惠金融,在此基础上通过整合各方观念,形成发展共识,不断将网络大病互助纳入法治轨道,健全监管体系,以促进网络大病互助健康持续发展。
  • 论文
    陶宇;石小龙;金秀玉;
    2019, 6(04):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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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99公益"与社会工作机构互嵌共生的过程为弥合公益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与秩序建构滞后之间的张力提供了有益回应。公益网络对社工机构数字化嵌入,为社工机构公益募捐带来新的数据生成方式,打通了社工机构在主流网络媒体的信息可接入性,扩展了社工机构社会认同的受众空间。社会工作机构制度化的组织设置、专业化的介入过程和标准化的评估方式,通过对公益网络的功能性嵌入,为其深耕服务与完善监管注入活力。公益网络与社工机构的互嵌共生,既有利于社工机构开拓专业化与职业化生存空间,也有利于公益网络再造善意资源和透明生态。
  • 论文
    谢立黎;安瑞霞;汪斌;
    2019, 6(04): 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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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和完善老年照护体系是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必然选择。基于从运作系统(政策法规和监督机制)、目标系统(照护对象和综合评估体系)、资源系统(照护提供者、机构设施和筹资机制)和传递系统(服务形式和服务内容)等几个方面对美国、德国、日本的长期照护体系及实践经验的比较分析可见,倡导"就地养老"的照护理念、整合资源实现综合性照护、建立政府为主导的多方筹资机制以及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和监控体系对我国构建老年照护体系具有重要启示。
  • 论文
    彭定萍;
    2019, 6(04): 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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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参与对老年人融入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从社会空间角度入手,通过浙江省临安区30位老年人社会参与活动的观察和深度访谈材料,分析公共空间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结果显示:老年人在公共空间中参与活动存在组织程度的差异,其活动空间呈现"空间差序"特点,不同空间中社会参与活动形成了个体化、交互化、组织化的机制。空间差序中凝结人与人交流的纽带,不是差序格局中血缘和地缘,而是有组织的趣缘活动,吸纳老年人重新建构生活圈子,这种趣缘活动打破了地域空间界限,有益于老年人的社会融合。
  • 论文
    吕朝华;
    2019, 6(04): 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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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政策范式变迁是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政策在政策目标、责任结构、运行模式等方面发生的根本性转变。在此概念视野下,西方社会政策范式变迁表现为:从主要为经济发展服务,逐渐过渡到社会性凸显,继而寻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平衡;从国家承担最小责任到国家背负最大责任,继而逐渐转变为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福利治理;从物资补贴为主转变为提供机会、培养能力、增进资产积累。相应地,中国社会政策范式变迁表现为:从强调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到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再到缩小贫富差距、追求社会公正;从国家承担最大责任,到市场化改革,再到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福利治理;从差异式、不完整式提供公共物品到整合、全面性地满足社会成员多层面需求。基于中西方社会政策范式变迁存在相似性的一面,结合我国实际,我国社会政策的改革完善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中,推动我国社会政策从再分配式社会政策向发展型社会政策转变;其二,规范各福利主体间的关系,形成合理的社会福利责任结构;其三,社会政策改革的重心应置于提高困难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潜力。
  • 论文
    龚长宇;
    2019, 6(04): 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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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社会阶层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阶层队伍日益壮大,成为新时代统战工作的着力点。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一方面新阶层统战工作是党的政治工作和特殊群众工作,是社会治理中柔性治理的组成部分和有效途径;另一方面新阶层统战工作主要是依托柔性治理手段团结引领、形成同心圆的过程。新阶层统战工作与柔性治理具有内在同一性。苏州市G区新阶层统战工作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其柔性治理方法和手段的运用,思想上引导、政治上引领、文化上陶冶,尤其发挥地域特色文化的濡化功能,探索"文化浸润式统战模式"取得成效。同时也要重视新阶层统战工作中的制约因素,加强柔性治理,促进统战工作科学化与规范化。
  • 论文
    白子仙;
    2019, 6(04): 7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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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初由国家主导的社区建设运动,激发了中国城市社区大量的治理实践,也使社区治理领域呈现出"双重碎片化"特征。基于S市三个社区的田野调查,尝试从学习的视角提出一个反思性研究框架,通过参与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等研究方法,分析社区三类专家以及各自所拥有的知识类型与局限,探讨目前城市社区产生碎片化特征的原因。研究发现,当前社区治理的困境在于各类专家所拥有的知识在迅速扩张与分化的同时,知识间的协同更新却较为缓慢,亦即纵向知识的高度积累由于横向学习机制的缺乏,难以形成知识的实质进步。各类专家所掌握的知识无法使社区治理受益,反而可能形成逆向的负效应。社区治理困境的解决依赖于社区专家集体学习能力的提高,而不是依靠某一类专家单方面的知识累积。
  • 论文
    郭占锋;吴丽娟;付少平;
    2019, 6(04): 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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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第一位农村社会学"博士",杨开道在积极引介美国农村社会学思想的同时,全方位深度透视中国农村社会,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社会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积极推进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同时,以实际行动参与中国农村社会建设实践,创办农村社会工作固定观察点——"清河实验站",可谓农村社会学"学院派"里的"实践者"。在他看来,科学认识农村是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基础;农村自治问题是农村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农村组织是改造农村的方法,而农村领袖则是农村组织的中心,农村组织与农村领袖对于农村社会建设和农村自治缺一不可。至今,杨开道有关农村社会建设的理念和主张对中国农村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