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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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治理自治: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

张昱;焦志勇;

2015, 2(02):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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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基本上是把国家与社会作为整体讨论,遮蔽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随着国家主体和社会主体活动场域的变化而变化,整体上呈现为互渗中的动态边界关系。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社会治理只适用于特定的场域,在其他一些场域,则或适用统治,或适用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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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共同体变迁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建

田毅鹏;胡水;

2015, 2(02):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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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中国在建立"单位共同体"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管理传统。在单位体制下,并不存在单独的社会管理系统,单位制度的总体性与合一性,使得单位组织覆盖范围内的社会管理实际上是作为单位管理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改革时期,伴随着单位共同体的走向消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在结束企业办社会格局的基础上,形成"国家—市场—社会"密切互动基础之上的新的多元主体的地域社会体系;调适和理顺企业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在企业与政府之间形成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合力;实现"单位认同"向"社区认同"的转换,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重建的难点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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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系统论研究

尹广文;崔月琴;

2015, 2(02):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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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系统论是通过对现代西方社会流行的治理理论的范式分析,并借鉴中国社会传统的社会治理的整体性取向的认知,同时也考虑到当下中国社会深化改革,推进社会转型的现实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理论建构。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国家—个人"、"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二元对立,具有一种综合的气质,在具体操作中有较大的理论空间,能够对社会治理的议题从整体上系统性解释和分析。因此,社会治理理论可以成为当前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一种元理论层面的理论创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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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残障儿童家庭支持性福利政策与服务体系建设

华红琴;

2015, 2(02): 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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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残障儿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系统。长期以来,中国残障儿童福利政策属于抢救补缺型,而不是支持发展型,家庭没有纳入到政策和服务视野。残障研究与政策理念以个人模式为主导,强调父母与家庭抚育残障孩子的责任,而忽略了政府的政策引导以及对家庭的福利服务支持,造成中国残障儿童家庭不堪重负,并引发各类社会问题。养育残障儿童既是家庭的责任,更是社会与国家的责任。英美等诸多国家都已制定了儿童福利法及各类法案,为残障儿童及家庭提供诸多支持与福利服务,改善社会环境,促进残障人士参与社会生活。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管理创新应当及时回应社会现实需要,构建残障儿童家庭支持性福利政策与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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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型殡葬改革与厝棺土葬传统的变迁——来自安徽省桐城市的报告

方纲;

2015, 2(02): 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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厝棺土葬履行着其它尸体处置方式所不具备或难以替代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功能。地形特征因素与经济发展因素的叠加影响了殡葬改革的进程和结果。民众对于政府主导的殡葬改革表现出包括激烈反抗、表面服从、温和认同、欣然接受的差别化态度反应。人口的频繁流动促进了市场工具理性的增长并进而成为厝棺土葬传统内生自发的消解性力量。政府主导的殡葬改革作为一种外生型力量,大大加速了厝棺土葬传统式微直至消亡的自然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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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工作与社会治理创新——对S市M社区的个案研究

杨锃;史心怡;

2015, 2(02): 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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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的社区治理框架中,城市基层治理如何实现真正的公众参与和多元主体的共治,从而促进社会建设?S市M社区近些年来的垃圾分类回收实践与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治理过程,呈现出社区工作的一系列运作机制,从而实践了在基层政府引导下,社区多元主体自主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有效促进公众参与和社区建设的有益探索。M社区在公共事务中的治理经验无疑是实现社区治理转型上的一大创新。该案例研究显示,在社区治理中,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并形成居委会与社会组织的有效联动机制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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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社会福利法人的组织特性研究

高春兰;

2015, 2(02): 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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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社会福利服务大部分是由民间组织提供的,在民间组织中发挥中枢作用的是社会福利法人。随着1997年《社会福利事业法》的修改,民间社会福利运营主体多样化,出现了很多从事社会福利事业的民间组织,尤其自2008年开始实施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来,开始介入社会福利服务领域。但是迄今为止,在社会福利服务领域,社会福利法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社会福利服务传递系统中维持着特殊的民官关系。本文着重考察韩国社会福利法人的产生背景及其历史发展,探讨社会福利法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分析社会福利法人的组织类型和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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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社会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社会经济模式的理论背景和政策意义

韩东祐;高春兰;

2015, 2(02): 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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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开展的关于社会服务供给的讨论不是侧重于社会服务本身的功能和作用,而是注重社会服务传递方式的效率和创造新就业岗位等短期效果。如果说社会服务供给的制度化是把社会保障体系改变为具有收入和服务保障的两个轴心的结构,那么这两个轴心就像《社会保障基本法》所提出的实现同一目标的两种方法的差异。社会服务供给不是单纯把生产出来的服务进行传送的技术过程,而是包括生产服务的资源、生产和传送服务、规则等所有服务供给过程。若把社会服务供给体系视为服务供给的所有过程,那么应该考虑把制度中被排除的领域吸纳进来。为了把制度外的因素纳入到社会服务供给过程,需要把一部分社会经济领域供给体系的构成要素纳入到制度内部或者建立与社会福利制度相区别的强化社区福利供给体系的政策。增强社会企业、合作组织及其他社会经济领域行为主体的力量也是建设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服务供给体系的政策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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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治理

金永钟;高春兰;

2015, 2(02): 7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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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社会福利治理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形成,韩国的社会服务是通过国外机构的援助和民间服务机构供给相结合而形成,而政府只发挥规制和调节的作用,这与西方福利国家是有区别的。在应对新世纪以后出现的新社会风险(低出生率和老龄化)过程中,福利治理问题带着新的形态和样式而登场。本文梳理韩国社会服务供给体系,阐述福利治理的重要性,提出应对方案,包括控制产业制度化服务方式及应对方案,加强社会服务的人性化特征和参与机制,加强关系取向的服务属性和社区服务。本文对开展福利治理的国际比较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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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联动管理的定位、边界与模式

刘蔚;高秀文;

2015, 2(02): 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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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护培训是世界各国红十字会组织的强项,群众性应急救护培训的普及也是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责。在我国社会转型以及风险社会的背景下,红十字会在应急救护培训联动管理中应当发挥主体性作用,为此,需要加强联动管理。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生态系统,应急救护培训联动管理在构建及资源整合的过程中需确立自身的技术边界与社会边界,根据应急救护培训的资金支持与授权以及应急救护培训工作的行动提供这两条标准,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可确立若干不同的联动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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